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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理论务虚会在京召开(下篇)
信息来源:新闻中心 时间:2021-04-19 浏览量:910

  (接文章上篇)

王杰秀、王延中、褚福灵、青连斌、李春根、张文(从左至右)在发言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在题为“党史百年与社会保障”的发言中指出,社会保障是民生保障中最基础、最关键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初心和使命,对社会保障工作予以高度重视,一直将保基本、兜底线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核心任务推动。从这一意义来看,中国共产党将社会保障视为目的而非手段。他认为,中国社会保障工作也在与时俱进,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保障方式与资金来源不断扩展,保障对象不断增加。他强调,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保证了中国社会保障能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是中国能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则。他还指出,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党和政府一直将共同富裕作为不懈追求,今后学界应当着重研究四个问题:一是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低收入人口的兜底保障问题;二是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界定、标准与覆盖对象;三是儿童福利的具体发展路径;四是如何解决殡葬领域存在的问题,实现“逝有所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延中在题为“建立更加符合国情、更加完善的老年保障体系”的发言中指出,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应该给予积极的肯定,但也要明确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一是对在职劳动力收入分配带来的影响;二是老年人照料问题;三是老年人社会参与问题等。对此,要建立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三位一体”的老年保障体系,包括物质、服务与精神保障。他强调,现代社会将老年人看作是养老服务的接受方,但实际上老年人也可以成为服务的提供方,要充分利用有自理能力的低龄、健康老年人群体的人力资源。他还指出,要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老年人社会参与不应仅局限于邻里间的交往,还需要加强老年人在社会职业中的角色介入。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褚福灵在题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回顾与展望”的发言中认为,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的有关法规政策框架,但与确保人人享有适度养老保障的目标要求相比,仍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包括文件规定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和传承性,条款内容比较原则概括。他指出,未来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应从四个方面开展:一是传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立法精华,引领新时代社会养老保险立法;二是梳理与整合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法规政策规定,为社会养老保险立法提供文献参照;三是参照养老保障国际公约开展立法研究;四是借鉴国外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实践,推动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工作开展。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青连斌在题为“当前养老服务发展面临的几大重点问题”的发言中指出,不能简单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理解为三种养老方式,三者无法完全割裂。他认为,养老服务应当以居家为重点,但是大量资源投入到了社区日间照料和机构养老,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如何构建一个供给方盈利、需求方付得起的运营模式是其中关键。他认为,养老机构发展目前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一方面许多健康的年轻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占据床位,另一方面养老机构模式单一,老年人入住养老公寓、养老院、护理院、临终关怀机构的链条尚未形成。他强调,长期护理保险费率的厘定、筹资及长期护理人员队伍的培养都是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与此同时,还要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特别是老年人的临终关怀问题。

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李春根在题为“重温社保发展百年历史,汲取社保改革宝贵镜鉴”的发言中指出,将社会保障和中国共产党百年结合起来讨论很有价值,并有必要梳理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对中国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启示在于:一是社会保障改革不忘初心,始终坚持人民性;二是实现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一方面经济发展为社会保障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可以很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三是在未来应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推动社会保障战略研究。

西南大学教授张文在题为“社会变迁与社会保障”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关于社会保障的政策主张非常丰富,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便采取了社会保障相关举措,当时主要作为工人运动斗争的政治工具。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苏联模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学习的思想来源,并以民国政府作为对立面。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学习目标,而对立面由民国政府转向资本主义。尽管后来中苏交恶,但当时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被继续保留。改革开放后,中国转而学习西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先进经验,并从历史资源中不断挖掘中国特色。他认为,历史学的分析方法不作价值预设,重在梳理历史逻辑和生成逻辑,在此基础上再自然生成结论,需要在方法论层面与社会保障研究互鉴。

王文涛、左停、王飞跃、李连友、高和荣、张思锋(从左至右)在发言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王文涛在题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资料整理与研究”的发言中指出,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对社会保障历史的研究目前缺乏主体性研究和理论方面的概括,对史料的整体性关照不够。他认为,社会保障史研究中不光要看资料本身,还要看资料产生的原因。他强调,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情况来看,据不完全统计,从90年代以来,与社会保障相关的课题有216项,涉及学科有14个,但其中涉及到中国古代社会保障的只有10项。他认为,制约和影响其他学科的学者进入到中国古代社会保障研究的最主要因素就是资料,对于社会保障史的资料缺乏时间与精力去梳理,且由于没有单独的资料研究的成果出现,就会出现重复整理资料工作的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左停在题为“把农村社会救助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谋划”的发言中指出,“十三五”期间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发挥了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脱贫攻坚中兜底保障的覆盖和瞄准范围逐渐扩大,社会救助的保障水平稳步提高,面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服务和福利供给力度持续加大,兜底保障做到应保尽保与保障水平、质量的提升。他指出,“十四五”期间要不断创新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将社会救助体系有机地嵌入到乡村振兴战略中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要从四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把社会救助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谋划;二是提升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福利水平以巩固脱贫成果;三是适时创新发展型社会救助项目以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四是探索创新实施防贫综合保障以建立防止返贫致贫长效机制。

贵州财经大学教授王飞跃在题为“新技术应用对高质量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研究”的发言中指出,以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水平和治理现代化为标志的数字政府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逐步形成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模式,即“最多跑一次”的浙江模式、“一窗式集成服务”的广州模式、“一网一云一平台”的贵州模式,三种模式具有便捷性、继承性、精准性和高效性的特征。他认为,面临新的技术革命和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是“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化发展,社会保险制度也面临几点改革挑战:一是现行社会保险经办管理难以与“数字政府”建设的需要相契合,面临业务管理流程再造问题;二是基于大数据平台的非盈利众筹保障项目的普遍应用,会对现行基本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产生影响;三是存在数据安全的风险;四是对社会保障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社会保险经办管理人员的社会需求会减少,另一方面既掌握新技术、又具有专业理论的社会保障人才培养将成为新趋势。

湖南大学教授李连友在题为“从碎片走向整合——中国社会保障治理的进程与展望”的发言中指出,基于“理念—主体—路径”的分析框架,可以将中国社会保障治理体系进程分为管制性治理时期(包括应急救济期、城乡分治期及失序蜕变期)、竞争性治理时期(包括市场化探索期、市场化发展期及市场化扩张期)和整体性治理时期三个阶段。他认为,未来应促进社会保障治理从“广治”向“善治”转变;其次应促进主体协同,实现社会保障治理从“失调”向“协调”转变;最后应优化治理路径,实现社会保障治理从“低效”向“高效”转变。

厦门大学教授高和荣在题为“论改善型民生的建设”的发言中指出,根据支撑基础、责任负担、保障水平以及民众需求等维度,可以将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类型,四种民生类型的内涵与外延、责任及待遇、目标及功能等差异很大。他认为,改善型民生就是透过各类民生项目的供给与优化以促进民众生活得到持续改善与提升的民生制度类型,具有综合性、完善性、发展性、激励性等特点。他还指出,改善型民生作为整个民生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越来越体现出民生建设能够“形成自身支撑基础”并为社会成员带来“正义感”的必然选择,是民生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他强调,应当通过优化制度设计、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注重整体性投入以及突出民生待遇整合等举措推进改善型民生的实现。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张思锋在题为“兜牢基本民生底线,有效实现失能老人老有所养”的发言中指出,保障失能老人的基本民生是老有所养的关键环节。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失能老人数量迅速攀升。他建议,要建设诊疗、护理、康复与照料服务深度融合的全能性医养结合养老机构,但目前的现实是多数医养结合机构是由养老机构增设医务室与增加相应专业人员形成的,缺少合格的专业医护人员。由医疗机构增设养老服务项目形成的医养结合机构,医疗保险不能支付的费用比重很大,由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互相推送服务对象的契约式业务合作型医养结合依然很难解决医养之间在时空上的不可及问题。他认为,应当尽快制定、完善医保基金对医养结合机构的医疗费用支付办法,建立包括救助、保险、福利相衔接的多层次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即第一层次是为贫困失能老人提供的长期照护救助制度,第二层次是保基本的长期照护基本保险制度,第三层次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适应,提升失能老人保障水平,体现国家和单位责任的普惠性长期照护福利制度。

封进、胡秋明、张翔、曹信邦、吕学静、丁纯、杨俊(从左至右)在发言

复旦大学教授封进在题为“延迟退休年龄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思路”的发言中指出,延迟退休年龄已经被正式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延迟退休的反对来源于退休金待遇与工资差距不大的劳动者、有技能且工资水平较高的劳动者、有家庭照料需求的劳动者、年轻人等。她认为,为促进延迟退休年龄的顺利推进,需要从做好专业化且完整的政策解释工作、以促进实际的社会公平完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借助税收信息平台以全面了解退而不休的情况、提供社会育儿服务以缓解退休和子代生育之间的矛盾、促进经济增长以缓解劳动力就业压力、减税降费同步进行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六个方面做出努力。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胡秋明在题为“以系统集成的建制理念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发言中指出,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全面建成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需要秉持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建制理念,以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高质量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为起点,持续推进中国特色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行稳致远。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高质量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一是全面建成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思想内在统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思想,是科学设定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层次结构和功能定位的根本遵循;二是全面建成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统一,全面建成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关键着力点,在于合理划分政府、企业、市场、社会组织、个人和家庭在老年收入保障中的责任定位;三是全面建成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统一;四是全面建成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与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内在统一,加快发展适度普惠型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离不开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支撑。

浙江大学副教授张翔在题为“反思社会养老保险”的发言中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三点反思:其一,社会养老保险风险分担与再分配功能应当分开讨论,发生风险与不发生风险的群体边界的划分如何与时俱进?其二,虽然社会养老保险在政策设计时已经加入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再分配因子,如设置较低缴费额和较高保险金,但由于两类人群预期寿命不同,是否可能产生低收入群体帮助高收入群体逆向收入再分配的问题?应考虑进城务工农民、残疾人等群体实际可领取养老金年份较短等情况。其三,如何定义长寿风险,长寿者面临的风险究竟是长寿本身带来的风险还是陷入长寿贫困的风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曹信邦在题为“‘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国家人口战略协同推进”的发言中指出,中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将面临人口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也将面临少子高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他强调,传统社会中的家庭是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建立社会生活单位,家庭内部成员风险共担、互助互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是化解生存风险的主要手段。在现代社会,由于人口寿命延长、家庭人口结构老化,传统家庭代际间互助已经难以为继,传统的父辈与子辈代际间自发的回馈机制被社会保障强制性机制所替代,子女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经济风险的载体,父母养育子女的动力已经丧失。他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增强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对人口生育率产生消极影响,如何平衡社会保障制度与生育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成熟定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建议,社会保障在制度设计上需要有所作为,包括构建儿童现金津贴、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公共供给、女性职业保护等制度,加大生育保险津贴给付,强化教育均等化水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吕学静在题为“关于日本实施《改正高龄者雇佣安定法》相关问题的思考”的发言中指出,2021年4月1日起,日本政府正式实施《改正高龄者雇佣安定法》,这意味着日本社会将正式进入70岁退休的时代。日本政府较早成立相关研究组织及部门,不断研究应对超高龄时代的对策,提前做了修定法律的组织工作和舆论宣传工作。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应对高龄者就业的政策与行动,包括养老金给付计算的激励向延迟领取养老金者倾斜、政府提供高龄者就业公共服务、企业纷纷积极行动等。她强调,日本的举措对中国实施延迟退休提供了较好的借鉴:一是要充分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形成对退休年龄界定的共识;二是开始讨论退休金的计算方法,保证并激励晚退休人员的权益;三是鼓励老年人再就业,政府尽早创造相应的政策环境;四是鼓励退休的低龄老人积极参与社会和社区的活动。

复旦大学教授丁纯在题为“国际比较视角下我国社会保障抗疫的成就与挑战”的发言中指出,全球疫情情况尚不乐观,部分国家因政治社会原因错过疫情防控的有效时机,例如英国、美国等。他认为,中国通过医疗保障、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制度内容与湖北地区的针对性政策,实现经济社会生活逐渐恢复,其中相关社会保障政策也对支持经济复苏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强调,中国各项民生保障政策充分体现了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未来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对社会保障的挑战及其应对之策仍然值得深入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俊在题为“共同富裕与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的发言中指出,在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养老保险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定要保证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但目前养老保险制度缺口很大。他认为,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机制实际上是财政承担最终的兜底责任,但财政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支持十分有限,将可持续发展的重任全部压在财政的身上有可能导致恶性循环,即公众形成了完全依赖财政补贴缺口而不是合理分担缴费责任的心理预期,公众会拒绝各种增加缴费和合理分担缴费责任的改革方案,从而形成恶性反馈机制,损害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他强调,共同富裕要求以维护和保障民生为出发点,所以养老金巨大的收支压力绝不应该成为大幅度降低待遇的理由。他认为,应当在固定财政负担比例的基础上实质性地扩展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来源,这要求养老保险主管部门积极作为,真抓实干,走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郑功成会长在会议总结时指出,学史明理,只有不忘来路才能走得更远,不忘苦难才能走向辉煌。在我国社会保障建制关键期,基于不同视角考虑问题,可以让政策设计更加精准,并使党的宗旨和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追求真正落实。他认为,当前要客观、科学评估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在研究过程中要增强价值理性和系统性,不能孤立研究某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左右关联及连锁效应。他强调,研究社会保障的学者均应具有良知,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全局和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大局,要分析一些国家福利制度兴衰的真正原因,秉持专业、理性的精神,积极承担起为全面建成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学术责任,为中央决策、全国人大立法和主管部门的政策行动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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